除烟叶外，甘蔗、茶、橡胶、蔬菜的种植中大资本下乡介入，也大同小异，只不过没有烟草公司资本下乡投入的资本大、人力多罢了。

综观小商贩的发展史，除了前苏联、东欧和亚洲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发生把小商贩看成是资本主义而取缔的闹剧外，无论中外，政府大都是听之任之。最近以来，虽然有人拼命反对普世价值观，仍然坚持被中国共产党抛弃了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热衷于一部分人高贵于另一部分人，为保障城里人利益而不惜拒绝农村人进城务工、赚钱、居住，但是挡不住整个社会、特别是老百姓同情包括农民工、下岗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大潮流。

而在国家和政府爱人民的过程中，决不是我们过去强制推行的那种只爱这一部分人、不爱另一部分人，而是爱全部人，爱每一个人。这些教训，值得永远吸取，而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而在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期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环境下，摊贩经济所充当、所伴演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角色，就是很自然的，很合理的，很必须的。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经历了对外开放，我们从阶级斗争血林淋淋的教训和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的美好对比中，终于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人民需要国家、政府和领袖，是要它平等地爱自己的，不是要它对自己专政的。国家、政府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虚幻的国家为本的。

为此，我们国家、政府和社会已经有负于他们在先，我们不但没有任何的自责，反而容忍、怂恿城管驱赶他们及他们的同伙，没收他们的谋生设施，终于使他们忍无可忍地起来反抗。如果他们不能、或不愿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岗位、提供法律服务、提供医疗救助、提供社会保险，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他接着说，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

不过，这总比现在老百姓谁都享受不到国有资产的好处要好，而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这些财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会从侧面分享到其中的福利。中国今天搞民有化，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要成熟很多。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2009.2.14. 刊登在《经济观察报》作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得到了郭宇宽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

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至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如宝钢，虽然在上海，可是是全国人民的钱办起来的，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放在全国国民权益基金的篮子里。

所以，在过去一年多，和体制内外的朋友有过许多交流，总体上都赞同。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历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以前中国造的东西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但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问题尤为突出。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户籍管理、人口统计现在做得很精细，每个成年公民有一个身份证号，都是能找到的。当然，这几十年来，政府决策变得更加开明、对人民负责，比如我过去一直提，与其政府花钱，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

至于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在哪里？这些细节可以弄清楚。考虑到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为了有试点推广的空间，这一思路后来有所调整，也就是，可以先从省一级开始实验，甚至从地市级开始，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可以先由地方国资委操作，把地方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这个地区的公民。

正如2009年1月13日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社会化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要做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国资委的转型，把它们过去代表政府管理的全民资产转变为代表全国公民管理的资产，把国资委转变为国民权益基金。首先，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政治上应当能接受，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可以看出，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会显得不够公平。

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东欧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国家。第三个问题，假如把国有企业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分给每个公民，会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老百姓不知道股票的价值，转手就低价卖了换酒喝了？这样会助长社会不公正、促成寡头的出现？关于俄罗斯的情况，许多存在误解。

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有资产 全民所有 。

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通过研究分析，认识到这是下一步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性改革，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唯一的遗憾是，假如我们设定一个时间，以某个时间作为截止，在此之后出生的中国公民就享受不到民有化基金的股份了。

而且即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由于世界多数人已经用上了中国商品，以后要大幅扩大出口也很难。只是在国家拥有社会中的主要资产、大多数老百姓没有个人产权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从哪里来？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本质上是为十七大政策打下基础。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也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符合社会主义初衷。

这样一步步来，先从产权归属没有争议的地方国企开始办起，逐步把全国的国有企业资产都装进不同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之中。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国企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

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局面。从2008年初开始，我就在许多场合呼吁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民有化，并且分析了这样的政策对拉动民间消费、促进社会公平、转变中国国富民穷不均衡模式的好处。

在此之前，崔之元提出过要国有企业给公民分红的倡议，但我以为，如果不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仅仅分红是很难有效果的。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

除了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外，还有像大学、医院、中央和地方各行政与事业单位的企业、资产等等，除了部分划拨到社会保障基金之外，都应该归入公民权益基金。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有18年的经验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金融界的问题从而急于批评我们的金融家们丧失了良知，或者，在另一极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失败从而不惜任何代价地要重建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就仍将停留在对市场的错误认识之内，从而只能等待从下一次危机中学习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令人遗憾地始终忽略了的关于市场、社会和民主的基本原理。西方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在新生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对社会构成原则的重新讨论。

它每一次都试图颠覆既有秩序——至于它是从金融部门还是从其它任何部门发动它的挑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宪法在内的西方社会既有秩序的价值假设，在战后的年代里迅速地过时了。与空洞的政治口号相比，那些能够唤醒广泛的危机意识的政治口号，更值得我们尊重。

惟其如此，如下述，民主才可能成为任何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之一。又例如所谓社会，它的定义应当是：从一群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分享着某些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个体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它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理性能够设计出来的，它的演化过程也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够预期的。

与此相反，社会健康的标志，往往在于人们，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中庸之道。如果这篇文章的作者鼓吹的第三道路，是试图整体设计上述的基于自由讨论的社会治理，那么我们相信，他鼓吹的其实是乌托邦。